祁天民

个人简介 英雄事迹

祁天民个人简介

祁天民,原名祁延霈,字霈苍,满族。生于1910年8月,山东益都人。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3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地学系。曾参加过我国著名的殷墟考古发掘研究和四川、山东、甘肃一带考古调查,著有《山东益都苏埠屯出土铜器调查记》、《帕米尔史地考》等。1937年冬,奔赴延安参加革命。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3月,受党中央派遣,到新疆做统战工作,5月,任新疆学院秘书兼教育系主任,1939年1月,调任哈密区教育局局长,为新疆教育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1939年12月22日,在哈密因积劳成疾,患伤寒殉职,年仅29岁。

祁天民英雄事迹

一、书香世家,清华才子

1910年8月生于山东省济南市的一个教师家庭里,祖籍山东益都县(今青州市)。祁天民的高祖伊琫额,驻防青州八旗营城(今青州市北城社区)前佐。在1842年中英鸦片战争中,曾带兵参加镇江之战,因英勇抗敌有功,由协领擢升为成都驻防将军。青州的“四川成都将军府”则是他从原任协领成都退休后回到青州时新建的住宅,朱红大门的门楹悬挂着“四川成都将军府”的木质匾额。但由于历史的变迁,将军府后来被毁。

祖屋将军府门匾遗物

家人合照

从祁天民的祖父开始,祁家便不就官而读书。祁天民的父亲祁蕴璞(又名祁锡堉),济南优级师范学校毕业,先后在济南高中和师范学校任教,讲授历史和地理两门课,是一位著名的爱国教师、地理学学者。在他执教的20多年中,编写了《中华大地志》等100多万字的有关中国地理、历史以及国际概况等方面的教科书和论文。由于他学识渊博,有专著,精通英语和日语,曾被英国皇家地理协会授予“名誉会员”称号。祁蕴璞娶妻郝霭如,生4男2女,天民是长子。祁天民的大弟祁延煦是著名的“两航起义”十二位发起和组织者之一,起义的有功人员。起义前是中国航空公司技术副总监。起义后为新中国的航空事业奉献一生。二弟祁延朗是新华社第一代对外新闻特稿撰稿人。三弟祁延爽是南京航空大学教授。

少年远志

祁天民6岁时,到济南有名的模范小学读书。他聪明过人,记忆力和理解力都很强,加上父亲的严格教育,以及家住“七家村” ,左邻右舍都是教师之家的影响,从小就勤奋读书。小学六年,他每学期的考试成绩都名列前茅。模范小学有个小图书馆,祁天民几乎每天课余都要去那里阅读课外书籍。由于他爱书好学,加之又品学兼优,后来学校竟让他当上了图书馆的小馆长 。

1922年秋,祁天民小学毕业后考入济南省立一中。从此,他学习更加刻苦,每天放学回家,仍然手不释卷。一年夏天,济南酷热,母亲和弟妹们常于晚饭后坐在院中乘凉,唯独天民闭门读书,舍不得浪费一点时间。有一次,正吃着饭他想起了一个问题,便放下饭碗,跑回自己房内埋头写起来。母亲说:“这孩子让书迷上了”。他不进娱乐场所,而乐在读书中。由于刻苦钻研,他在中学的各门功课成绩皆优,学校每学期的优等生榜上,都有祁天民的名字。祁天民秉承父教,用心地读了父亲写的每一本书,从中了解了祖国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丰富的矿藏、壮丽的山河。他深深地热爱自己的祖国,立志报效国家。

1925年,上海发生了“五卅”惨案,全国掀起了反帝爱国运动。济南的工人、学生也纷纷走上街头举行罢工、罢课和游行示威,声援上海工人的爱国斗争,反对英、日帝国主义的暴行。—向埋头读书、沉默寡言的祁天民,迸发了反帝爱国热情。在省立一中举行游行示威时,他积极地加入了游行队伍,昂首挺胸地前进在反帝斗争的洪流之中。

清华求学

1928年夏,祁天民高中毕业后考入北平师范大学地理系。在北平师范大学地理系学习的这一年中,祁天民的思想起了很大的变化。他想,地理课所讲的都是被前人已经发现的东西,我们祖国地大物博,有丰富的矿藏资源未被发现,于是他决心搞地质,要“踏遍千山寻宝藏,涉尽万水求真理”,以自己辛勤的劳动为祖国的地理教科书增添新的篇章。他抱着要做一名地质学家的目标,踌躇满志地报考清华大学。

那一年,清华地理系只有祁天民、程裕淇、张兆瑾3个学生。1930年,地理系改为地学系,下分3个专业,即地理、地质、气象。学地质的,除上述3人外,又转来杨遵仪和王植,共5人。祁天民的这四位同学在新中国成立后都成为了我国的著名学者:程裕淇是中国科学院院士、曾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地质部副部长、中国地质科学院院长、曾任第六、七届全国政协常委;张兆瑾是青岛海洋大学教授;杨遵仪是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地质大学教授;王植曾担任南京地质调查所所长。

同窗程裕淇(中)、张兆瑾(右)

祁天民在清华大学4年,勤奋学习,善于思考,重视实践,并以“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为座右铭。平时他认真阅读古今中外有关专业方面的文献资料和参考书,并刻苦攻读外语。大学期间他积极参加野外作业,1930年春在北平西山,1931年春在河北宣化下花园、张家口,山西大同和五台山,1932年在山东泰安、济南、青岛等地的野外地质勘查他都参加了。

在地形测量和采集标本等活动中,每天他和同学一起早出晚归,跋山涉水,勘测寻宝,把所能见到的有价值的石头、瓦片、陶片,都收集起来装箱运回学校。这些实物标本,为后来的地质考古提供了丰富的材料。祁天民还擅长绘图。在校学习时,他承担了实业部北京地质调查所委托的绘制地质图的任务,和王植—起填绘了北京郊区二万五千分之一的“八大处”地质图,和赵金科一起填绘了北京郊区二万五千分之一的“斋堂”、“百花山”等三幅地质图。当时的专家们反映,他们所绘制的地质图,质量都很好。在清华大学地学系,祁天民不仅学习成绩好,而且积极参加社会活动。他在学校担任地理学会总务股长,还是校学生会民众教育科的成员和平民学校的教员。

地理学会全家福(前排左2为祁天民)

校学生会的民众教育科,负责“办理平民学校、校工学校及其他民众教育事宜”。当时清华的平民学校是为附近没钱上学的工人、农民、市民及其子女办的免费教育,晚上上课,教员没有报酬,全尽义务。祁天民对每一项社会工作都尽心尽力。他讲课非常认真,每一次都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深入浅出的传授文化知识,受到学生的欢迎和好评。

清华学生会民众教育科(前排左1为祁天民)

参加抗日爱国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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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国处于内忧外患之际,清华园是不平静的。清华师生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曾几次闹学潮。时任校长罗家伦的一些言行引起学生们不满,1930年,地学系学生许桂馨带头掀起驱赶罗家伦的风潮。后来,罗家伦被迫离校。国民党又派吴南轩当校长。吴南轩到校就任清华大学校长仅过月余,由于任用私人为教务长、秘书长,也遭到了师生的联合驱逐。学校的两次风潮教育了包括祁天民在内的全体师生,使他们认识到团结就是力量。

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沈阳,激起全国人民的抗日怒潮,清华师生也义愤填膺。讲师吴其昌到南京中山陵哭陵,骂蒋介石不抗日;学生们几次举行罢课、示威游行,反对国民党的不抵抗主义。在这段时间内,祁天民虽然几次外出实习,进行野外考查,但只要他在校,就以高度的爱国热忱,积极参加学校的抗日爱国运动,从中接受锻炼和洗礼。

终生的帕米尔情结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西北边陲的新疆,曾是俄、英、日等帝国主义的角逐之地,英、俄曾私分过我国的帕米尔。祁天民的父亲基于爱国热情,很重视对祖国西北边疆历史和地理的研究,在教书之余,写过相关文章。

当时,清华中国边疆问题研究会成员有祁天民、曹盛德、谢子敦、徐雄飞、邹文海、赵庚节、云钺、何会源等30余人,分为总务、宣传、研究、调查四股,宗旨是“研究边疆各问题,并唤起国人之注意”。大学三年级时,他写出了2万余字的论文——《帕米尔史地考》,发表在《清华周刊》文史专号上,从十个方面论述了帕米尔的历史地理和自然地理。他在论文中写道:“研究中国帕米尔是一个很有趣味的,并且是极复杂的问题。”“在历史地理方面;隋唐时代,许多到印度的中国僧侣,曾经这个地方,在他们的笔记中,有许多地名是要加以注释究在何地。”“在地文地理方面,他是大陆中心的一个台,附近有许多大山,环境内部的地势如何,气候如何,有许多地方至今还不明了。因为地势高,所以在它临近的高山上,冰川很多,由冰川而形成的地形,也是地文学上最有趣味的问题。”“在政治地理上,是中、英、俄三国的交点,为中国的最西疆土,以前英、俄曾私分帕米尔,现在也是英俄竞争的焦点。”这篇论文被认为“孕育着爱国的激情”,是一篇“有相当份量的论文”。

刊登祁天民论文的清华周刊(点击放大)

毕业后结婚

祁天民学习好,为人忠厚老实,生活俭朴,性格刚毅,能吃苦耐劳,因而老师喜欢他,同学敬佩他,亲友对他赞不绝口,他父亲的故知好友家中有女儿的纷纷前来说亲。由于祁家常请济南的一位名中医刘鼎臣到家中诊病,一来二往他父亲和刘鼎臣成了好朋友。在两家交往中,祁家看中了刘家的长女刘晓雯,她比祁天民小3岁,正在女中读书,学习成绩优秀,又长得婷婷玉立,落落大方。刘家也看上了祁家的长子祁天民,于是两家决定结为亲家,给儿女订了亲。

祁天民开始反对这门包办的婚事,后来两人见面后,竟一见钟情,两人在一起谈理想、谈抱负、谈学习、谈生活,共同的志向、共同的语言把他们紧紧地连在了一起。他俩约定“学业不成不结婚,趁年轻多学点东西”。祁天民清华大学毕业后准备继续深造,刘晓雯女中毕业想上高中或专科学校。但因他俩十分尊敬的奶奶年迈病重,盼长孙早日成婚,他们才同意结婚。1933年,8月20日是祁天民结婚的日子。发请帖,送贺礼,家人把婚庆一切都操办妥当,可以说万事俱备,可新郎迟迟却不见回来。他仍在北京清华大学的教学楼里赶写他的毕业论文,填绘他的地质图呢。第二天就是吉日了,亲朋好友就要来祝贺了,父亲焦急万分,烦躁不安。“发加急电报去催!”父亲正说着,突然响起了敲门声,他竞赶回来了。亲友们都交口称赞他俩的婚事是“门当户对”“才子佳人”“天生一对”。

聚少离多

祁天民和刘晓雯没有新婚蜜月,转眼又各奔东西,开始了两地分居的生活。祁天民为妻子拍下的两幅读书照片被妻子一直珍藏,又传给儿子保存至今。祁天民野外考古,四处奔波,居无定所。刘晓雯在上师范时专攻教育,决心继承公公的教师职业。他们一年难得欢聚一次,分居两地相知相惜。只能写信传情,每封信都是扬扬大篇,从工作到学习,有中文还加些英文,时常超重。这些信件在当时给妻子鼓励很大,可惜日寇侵华,房子被占,书信被毁。

祁天民在给妻子的一封信中写道:“求真理,踏千山,生活虽苦,心里甜,寻宝藏涉万水,不达目的,家不还。”祁天民很爱他的事业。为了事业,他不能经常回家看望年迈的父母和新婚的妻子。一次,从南京出发去外地考古路过济南而没入家门,只给妻子写了一封信,信中动情地说,他是“踏遍青山寻宝藏,涉尽万水求真理。”他还向妻子生动地描绘了他们的野外生活:“我们是非人而猴的扮装,披着月光,踏着寒霜,饮清泉,咽干粮,探索沉睡在地下的宝藏,乐在其中,叫你这不知野外风光的人也来品尝!”短暂的两年里,祁天民参加了我国考古史上著名的殷墟第十至第十三次的发掘研究工作,参加了山东益都苏古屯古代铜器考察工作。经过这些紧张艰苦的野外工作以后,1936年他俩在南京小住,也可说是他们相聚较长的时光,生活充满了温馨。野外归来,还有繁重的整理资料的工作要及时做。这时妻子成了他的助手,负责全部的抄抄写写。祁天民终日沉醉在砖头瓦块、资科和稿子之中,同时还自学法语。小两口终日忙忙碌碌,相亲相爱,其乐无穷。

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1933年,祁天民清华大学地学系毕业。当时的清华毕业生,大多想出国深造,而祁天民却打算用更多的时间在祖国的大地上“实地考察,探求新知”。当时贫穷落后的中国地质事业几乎是空白,他立志当一名地质工作者的梦想难以实现。

恰在这时,南京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需要一名考古人才。该所认为学地质的搞考古,比学历史的搞考古更在行,因此经地学系系主任袁复礼推荐,祁天民受任为南京政府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第三组助理员。同学程裕淇回忆:“1933年我们大学毕业,面对一个职业问题,要的单位不多。一般的单位是一年一聘用,第二年不聘就没工作了。当时北京地质调查所和中央研究院不是一年一聘,比较稳定。我去了北京地质调查所,老祁经地学系系主任袁复礼介绍去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袁复礼和考古学家梁思永曾是同学,梁思永那里很需要一个搞地质的人,因为学地质的比学历史的人搞考古发掘更在行。老祁在当时的考古界里是对地质在行的独一无二的人。”

祁天民到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后,把大部分时间用于田野考古。

祁天民在中央研究院

中央研究院同仁(前排左2为祁天民)

从1934年到1936年,他先后调查了山东沿海古代遗址,益都铜器时代葬地,参加了山东滕县安上村、日照两城镇和河南安阳侯家庄西北冈殷墟第10至第12次的发掘工作。著名的殷墟发掘,在我国考古史上是件大事,它发现了中华民族大量的物质文化遗存,为商史和甲骨文的研究提供了大批可靠的宝贵资料。而第10至第12次的发掘,又是殷墟发掘的最高峰,因这三次是发掘大墓,即帝王墓。当时,四座大墓同时进行发掘。祁天民在全面负责四座墓地的地质测量工作的同时,还直接负责二号墓——这四座墓中规模最大、又最完整的一座——的发掘,为殷墟发掘作出了重大贡献。

考古组同仁在南京北极阁史语所大楼前合影(前排右1为祁天民)

(梁思永指挥历史语言研究所人员发掘安阳殷墟大墓情形)

据同事胡厚宣回忆:“1001号墓由尹达同志负责 , 1002号墓由祁天民同志负责,1003号墓由王湘同志负责,1004号墓由我负责。祁天民还负责四座墓地的地质测量工作,因为我们这些人是不懂、更不会地质测量的,大概只有石章如稍会一点,而祁天民是位地质学家,对这些工作就很在行。因此他作出的贡献也就更大,他负责的1002号墓是在四个墓中规模最大最完整的一座,但是出土的东西少,因为曾经被盗过。关于这墓的情况后来在梁思永先生著《候家庄(河南安阳家莊殷代墓地)第三本1002号大墓》书中有详细记载。”在日照两城镇进行田野考古时,祁天民看到鲁南农村到处充斥着日本货,连农民穿的胶鞋都是日本的。附近海里过去盛产对虾,由于日本人滥捕,这里已不见对虾了。当地的农民不得已,只好外出逃生,家里只留下老弱妇孺。看到老百姓这种惨境,祁天民心里很是痛苦。

有一次,和同事一起从工作地回来时,正遇见一所小学放学,小学生列队回家,见到他们就高喊“打倒日本!”。 祁天民一愣,一会才反应过来,原来是自己身着土黄色短装,脚穿长统皮鞋,他们误认为是日本人了,很快就笑着说:“我是山东人,我们一起抗日好吗?”后来,祁天民和同事们议论说十来岁的小学生如此富有爱国激情,我们应坚信中国一定不会灭亡。

祁天民把上述调查和发掘的实践记录写成了论文:《山东日照考古调查记》《山东日照两城镇大孤堆发掘报告》《山东益都苏埠屯出土铜器调查记》。《中国考古学报》刊登的《祁延霈先生事略》中,称他这一系列的发掘工作“卓著劳绩”。还赞誉说:“君又精于测量,审于地质,每次发掘,地形图多由君测绘;出土石器,质料多由君鉴定。君短小精勤,体力过人,凡所分担工作,案无存留,每调查爬山涉水时,辄前侪辈,诚考古界之英俊也。”

坚决维护国家利益

1937年春,瑞典政府派中国史前考古学家安特生(J.G. andersson)来华,要求到我国四川西部去“考古”,理由是他们的瑞典皇太子“热心考古”。祁天民所在的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得知此事,当即提出,川西是祖国内地,不能让一个外国人随便走来走去,应当有我国的考古学家一同前去。国民党政府对这个建议提不出反对的理由,只好同意。

于是,历史语言研究所决定派祁天民与安特生同去川西。他们到四川刚走了一些地方,祁天民就感到奇怪,这位“大考古学家”为什么不搜集陶片和遗物,而总是东张西望,并不时支起测量仪?他怀疑安特生“究竟是真心考古,还是另有目的”。经过细心观察,他断定安特生“是以学者面貌出现的为帝国主义服务的侦探”。于是,当安特生再支起测量仪的时候,他就毫不客气地“予以制止”,致使这位“考古学家”的阴谋未能得逞。通过这次调查,祁天民撰写了《西康考古调查记》的论文。后来“七七”事变发生,安特生慌了手脚,匆匆逃走。走之前,他几次同祁天民商量,希望把调查所得分给他点,好回去交差,祁天民断然拒绝了。祁天民很气愤,“他是什么学者?说穿了是以学者的面貌为帝国主义服务的侦探。”这件事对祁天民和他的同事们认识伪装学者是一个典型的教育。

祁天民和尹达等人在殷代陵墓里发掘出了石雕,这是很有价值的东西。消息传开,竟被古董商勾结国民党地方政府官员和盗墓犯,把“宝”盗去了。这件事使酷爱祖国文化遗产的祁天民十分气恼。他深感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思想上产生了一个在这样的政府统治下,考古工作“是否搞下去”的大问号。祁天民目睹国难严重,忧国忧民之心日重。在田野考古时,他亲眼目睹了老百姓衣不蔽体的悲惨生活,而蒋介石不去抗日,却叫嚣什么“攘外必先安内”。这一切使他悲愤不已。他和尹达都感到“在国家危亡之秋,实在考不下去‘古’了”。

二、参加革命,壮志赴延安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略中国。他们利用南京国民政府的不抵抗主义,把侵略魔爪一步步伸向华北。

1935年华北事变后,民族危机空前严重。中国共产党发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号召,推动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

1935年12月9日,北平(北京)学生数千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举行了抗日救国示威游行,全国各地迅速响应,极大地促进了中国人民的觉醒,史称“一二·九”运动。

华北事变后北平爆发了“一二·九”爱国运动

1937年8月15日,日本帝国主义轰炸南京。19日,历史语言研究所从南京迁到长沙。和历史语言研究所同驻在长沙圣经学校的有长沙临时大学(西南联大前身)、北京图书馆等4家单位。

1937年日军轰炸南京

日军轰炸下无家可归的难民

每天早晨,几家单位在一起集合升旗、唱歌。当时,有两个人常到学校演讲,一个是主持国民党湖南党务的赖琏,另一位是教育家、八路军驻湘办事处代表徐特立。赖琏一开口就是“攘外必先安内”,听的人极少。徐特立宣传抗日救亡的形势,讲述中国共产党《抗日救亡十大纲领》,呼吁国人团结起来,一致对外。徐特立的演讲内容新鲜,言词慷慨,听众一次比一次多,祁天民每次都去听,思想上深受教育。

祁天民决心去延安的另一个原因是受好友尹达的影响。尹达原名刘曜,字照林,后化名尹达,他的亲哥哥早年参加了革命,尹达受哥哥的影响,接受了马列主义教育。解放后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考古研究所所长,是我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尹达比祁天民大四岁,如兄长般关怀祁天民。他们一起田野考古,一起寻求抗日救国之路,一起憧憬延安。延安当时是中共中央的所在地,陕甘宁边区首府,是中共抗日战争的指挥中心和战略总后方,毛泽东等中央领导都在那里。

他们从抗战以来的大量事实和徐特立的演讲中得出结论:要抗日救国,只有靠中国共产党。于是,他毅然决定舍弃自己心爱的专业、优厚的物质待遇到延安去。

在他们走的头一天晚上,梁思永、李济、董作宾、胡厚宣等同事在长沙有名的清溪阁饭庄为他们饯行,宴席气氛非常悲壮,大家都醉了。真是“风兮兮,马萧萧,壮士一去不复返!”一起共赴延安的有祁天民、尹达、杨廷宾、王元一、石璋如、李景聃,他们都是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同事,有着共同的志向。

为掩人耳目,他们每人胸前都戴上了国民党中央研究院的徽章,到西安后,又特意住进接待国民党要员的西京招待所。古都西安,对考古学家是有很大诱惑力的。但祁天民为抗日救国,只逗留了两天,便和尹达、杨廷宾一起,不顾国民党反动派的阻挠迫害,出发北上,怀揣革命激情,奔向延安。

1937年革命圣地延安

民国时期的西京招待所

陕北公学开学典礼的校门

(毛泽东在陕北公学作报告)

(陕北公学学员听毛泽东主席作报告)

1937年冬,祁天民来到日夜盼望的革命圣地延安,他被分配到陕北公学第二期第九队学习。他好像到了一个新世界。这里的一切对他是那么新鲜,那么令人振奋。陕北公学位于延河左侧的清凉山下,是“七 ·七事变”后党中央为适应抗日形势,动员全民抗日救国的需要创办的,是中国共产党培养革命干部的摇篮。

祁天民和张东月、鄢仪贞、李涛、于村、白大方等同学一起住窑洞,睡土炕,吃小米饭,坐着砖头在露天上大课,虽生活艰苦,却热情高涨。在陕北公学这座革命熔炉里,祁天民如饥似渴地学习各门课程,积极参加政治、文化、体育活动和军事训练。

在延安的这段时间里,祁天民集中地学习了社会科学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课程,学习了怎样做群众工作,学习了中国近代革命史和国际工人阶级革命运动史,学习了抗战的路线和救国的方针,学习了游击战和军事课以及抗战歌曲等。在每星期三的“救亡日”,毛泽东和当时在延安的党中央领导同志,常来学校做报告。

陕北公学旧址

陕北公学旧址

陕北公学旧址

在学习中,祁天民逐渐地对党、对形势、对自己肩负的历史责任都有了新的认识。他决心献身于新社会的建设和共产主义事业,坚信胜利就在前面,共产主义一定能实现。就在1937年年底,祁天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坚定的无产阶级先锋战士。在第一次参加党的小组生活会时,祁天民看到同志们互相进行批评自我批评,他感到很惊奇,心想“怎么共产党员还有缺点和错误?”在他心目中,一个共产党人应该是最完美的人、最纯真的人。参加完党小组生活会,他才明白原来是自己对马列主义建党学说还不大了解,还不知道人不是一下子就完美起来成为纯真的人的,必须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自己。此后,他一直就按照这个“最完美”、“最纯真”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

毕业离延安

由于革命形势的需要,祁天民等人提前毕业了。学员们用歌声形成了一股革命的暖流,合唱成仿吾校长作的《毕业上前线》:“这是时候了,同学们!该我们走上前线, 我们没有什么牵挂,纵或有点留恋。学问总不易求得完全,要在工作中去锻炼。困难已经逼到了眉尖,谁有心意长期钻研。我们要去打击侵略者,怕什么千难万险。我们的血沸腾了,不除日寇不回来相见。快跟上来吧!我们手牵手,去和我们的敌人血战。别了!别了!同学们,我们再见在前线!别了!别了!同学们,我们再见在前线!”

陕北公学毕业证书

离延安前留影(前排右2为祁天民)

陕北公学的学员毕业后,多数上前线。祁天民也盼望着能上抗日前线,杀敌保国。但组织上却分配他到新疆去工作。原来,新疆边防督办盛世才,1933年上台后,为了稳定新疆的形势,巩固政权,便伪装进步,提出了“反帝、亲苏、民平、清廉、和平、建设”6大政策。抗日战争爆发后,他表示愿与我党合作抗日。

1938年3月1日,祁天民、张东月(新疆大学原校长)、朱旦华、于村等准备到新疆工作的和准备到新疆或苏联治病休养的党员干部,齐集在延河边等待出发。周恩来副主席亲自赶往集结地,为同志们送行。周恩来指示他们,到新疆后多为各族人民谋利益,要团结各族人民共同抗日。队伍出发了,祁天民仰望宝塔山,情不自禁地喊道:“延安,再见了!”

三、永做天山之民

1938年4月下旬,祁天民等一行40多人乘车到达新疆首府迪化(今乌鲁木齐)。为了便于工作,来新疆的每个共产党员都用化名,祁天民就将自己“祁延霈”的名字改为了“祁天民”,表示自己愿意“永做天山之民”。

1938年7、8月间,他们这批共产党员陆续地被分配工作,祁天民被分配到新疆学院,任学院秘书兼教育系系主任。新疆学院是新疆的最高学府,但当时只设政经、教育、语文3个系和一个附设的高中部,3个系的学生一共只有百余人。

这些学生,大多是官僚、地主和大商人的子弟,不少人是为了升官发财来镀金的,因而学习松懈,纪律涣散,娇气十足,有的甚至生活腐化。学校的设备简陋,校容很差,教师数量不足,水平不高,教学质量也达不到要求。

为了发展新疆的教育事业,办好新疆学院,党代表邓发先后派共产党员林基路、杨梅生、许亮到新疆学院工作,林基路任教务长,杨梅生任军事教官,许亮任历史教员。当时的院长是教育厅长兼任,不在学校办公,也不常过问校务,学院的一切工作都由教务长林基路主持。祁天民是学院秘书,协助林基路处理日常事务,是林基路的得力助手。并很快和林基路成为志同道合的朋友。

林基路很敬佩祁天民在自然科学方面的造诣,认为他是一位有真才实学的党内专家; 祁天民则十分钦佩林基路的领导才华,更钦佩林基路的文才和火一般的热情。他们一个长于人文学科,一个长于自然科学,文理结合,再加上有作战经验和军事理论专长的杨梅生同志以及许亮同志,他们组成了一个非常理想的领导班子,这也正是他们施展抱负的大好机遇。

在新疆学院的共产党员的合影(左起祁天民、杨梅生、林基路、许亮)

这4位共产党员来到新疆学院后,以“抗大”为榜样来改造学院。他们组织学生进行建校劳动,培养学生的劳动观念和集体主义精神,并且美化校园,创造良好的学习环境。林基路提出了“团结、紧张、质朴、活泼”八字校训,以整顿不良的校风,并提出“教用合一”的教学方针,以整顿学风。为了多培养人才,从1938年下半年起,陆续增设了理工系、土木工程系、俄语系,新开了哲学、政治经济学,社会发展史等课程,并从延安、苏联和新疆本地聘请专业教员。

教书育人

祁天民除协助林基路抓好校务工作外,还承担了繁重的教学任务。他给教育系学生讲授教育发展史和中国自然地理,给政经系学生讲授中国经济地理和中国社会史。

为了讲好课,他常常是通宵达旦地伏案备课。他在给教育系学生讲授“陆地漂流”和“板块学说”时,同学们被他那新鲜的内容、生动的讲述所吸引,听得津津有味,课堂上鸦雀无声。他讲课生动,在讲到存在决定意识时,祁天民举例说:一群农村孩子在一起议论皇家的生活如何豪华阔气,皇太子整天吃的什么、穿的什么,其中一个孩子以羡慕的口气说:“人家皇太子吃的可好了,天天吃麻花!”惹得大家哄堂大笑起来。

在新疆学院,同学们都很尊敬和喜欢祁老师,他是良师也是益友。祁天民也很爱他的学生,他曾将一本中国地图册和一本纪念册,写上“坚定的立场,顽强的斗志,谦虚的态度,质朴的生活”四句话,赠送给赵普林同学,教育他治学和做人。后来他了解到赵普林同学学习俄文,用中英文对照阅读《列宁主义问题》,并能用英文翻译普通文章时,他很高兴,鼓励他学俄文时,不要忘掉英文,应继续坚持自学下去,这都是很好的求知工具。祁老师还特地从国际书店买了一本莫斯科外文出版局出版的精装《莎士比亚选集》送给赵普林。

赵明

四十四年后赵普林回忆起来,仍感到是那么亲切!可惜他后来因被捕这些珍贵的赠物再也找不到了。赵普林后来改名为赵明,1941年于新疆学院政治经济系毕业后参加革命工作,历任新疆民众反帝联合会总会宣传部科长,哈尔滨市公安总局秘书科长,公安部编译处副处长、研究室副主任、政治部宣传部副部长、代部长,群众出版社副总编辑,公安部政治保卫局副局长,作家权益保障委员会第四届委员。

祁天民深入浅出,向学生宣传抗日救国真理。他和林基路不但在学院任课,还经常给学生做形势报告,宣传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和政策,宣传八路军、新四军的英勇抗击日寇的辉煌战绩,对师生们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激发他们的抗日热情。他们还在新疆学院发动和组织师生们进行抗日捐献。尽管教师的薪金低,学生在经济上还不独立,党的教育激发了师生的爱国热情,大家纷纷踊跃捐献。

乔国仁

阿布都克里木·阿巴索夫

林基路、祁天民等为办好新疆的最高学府真可谓呕心沥血,鞠躬尽瘁。青年学生们已经悟到了精心培育自己的几位老师不是一般的人,一定是从延安来的共产党人,他们把这几位老师当作自己向上、进步、革命的引路人,自觉地团结在他们的周围,并且已经涌现出了阿巴索夫、乔国仁等一批进步学生。

被调离新疆学院

林基路、祁天民等共产党员在新疆学院的威望愈来愈高,新疆学院在社会上的影响也愈来愈大,这可吓坏了军阀盛世才。他把林基路、祁天民等共产党员在新疆学院的建树和新疆学院日新月异的巨大变化,看作是对自己统治地位的威胁,便以“加强地方工作”为借口,于1939年1月,将四位共产党员全部调离新疆学院。调林基路到阿克苏任教育局局长,祁天民到哈密任教育局局长,许亮到蒲犁(今塔什库尔干自治县)任县长。杨梅生回了延安。

哈密教育局遗址

1939年春,祁天民来到东疆哈密。哈密是通往内地的东大门,是联系支援我国抗日战争的重要国际交通线,也是我党从延安派往苏联学习和治病干部途经的要道。当时,在哈密设有欧亚航空公司和中苏航空公司,并驻有苏联一个机械化旅即红八团。祁天民一到哈密,就见到了一年前一起从延安来新疆的李涛、申玲、张东月等战友。他们日益认清了盛世才投机的真面目,从而更加认识到作为一个共产党员的历史使命。

哈密地区的教育很落后。全区设哈密、镇西、伊吾3个县,各县竟都没有1所中学;全区小学也只有4所:哈密城内2所,广大农牧区2所。因学校数量太少,规模又小,学龄儿童的入学率极低。就连那仅有的4所小学,也缺少教师、教材与设备,条件很差,教育质量很低。祁天民到哈密地区就任教育局局长之后,就以强烈的使命感投入了新的战斗。到任之初,工作困难重重。但有利的是,他迅速联系上了张东月、李涛、申玲与他同期来疆的战友,他们到新疆后直接被派往哈密,他们和共产党员刘希平都是反帝会会员。

(张东月)

(李涛)

刘希平任哈密反帝八分会会长。张东月是反帝分会的组织干事、中苏友好协会的秘书干事,又是汉族文化促进会的委员长,回族文化促进会、维哈族文化促进会的指导员。

李涛是工商会委员,申玲是妇联主委。他们经过一年的艰苦调查研究,已经熟悉了当地的情况,开展了各方面的工作,初步打开了局面,有了良好的群众基础。这一切,都为祁天民的工作开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建设教育局办公场所,宣传抗日

之前,哈密区名义上有个教育局,但实属虚设,只有2名工作人员,也无专门办公地点。祁天民上任后,首先就是筹建教育局办公场所。这是一件比较复杂的工作,从找专署和县政府要办公用房,拨经费、订计划、定编制、调干部,到维修房屋,大大小小的事情都得他亲自奔跑、过问,忙得废寝忘食。经过一个月的努力,哈密教育局的牌子终于挂出去了,教育局的干部开始正式办公。

盛世才统治下的新疆,经济落后,财政困难,教育经费少得可怜,儿童入学率很低,特别是边远地区几乎没有学校。祁天民提出,由各族文化促进会出钱办学,把会馆的房子或庙宇做教室,教师和教材则由教育局负责解决。不到一年的时间,就使哈密地区的学龄儿童入学率达到60%。他深入调查研究后发现哈密师资奇缺,他多方筹资,开办了教师训练班,共培训80多名教师,其中有10多名少数民族教师。

祁天民在哈密大办教育的同时,还和其他共产党员一起从事抗日的宣传工作和组织工作。他懂得,他首先是一个共产党员,只要是党的工作,他都积极地去做。在哈密地区只有9位共产党员,任务很重,彼此在工作中不分份内份外。他担负反帝八分会的抗日宣传工作,常常到反帝会训练班去讲课,积极宣传抗日,宣传马列主义,扩大党的影响。

在哈密工作期间,他们始终以忠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总方针,以宣传和推行的“六大政策”为契机,以动员和组织各族民众大力开展救亡运动,保障国际交通线哈密段的畅通为中心,以为哈密各族人民办好事办实事为出发点,以发展生产,改善民生为动力,忘我工作,团结哈密各族人民,坚持与全国人民共赴困难,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为哈密的进步与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在哈密历史上留下了永远的记忆。

因公牺牲

当时,新疆财政混乱,多种货币流通,物价飞涨,货币贬值,一个鸡蛋要500两银票,领工资要用车拉,财政濒临崩溃。1939年2月,新疆财政厅长毛泽民(化名周彬),为整顿新疆财政、稳定物价而改革币制,发行新币,通过新旧货币的兑换,将旧币收回统一销毁。

祁天民在哈密,大力宣传币制改革的好处,还参加了销毁旧币的工作。1939年12月下旬的一天,卡车拉着一捆捆的旧钞票到哈密郊外去销毁,祁天民随车前往。旧纸币烧起来火势很大,但钱捆的中心却烧不透。祁天民拿了根棍棒,围绕火堆来回转着翻拨,累得他满身大汗,连内衣也湿透了。他本就过度劳累身体虚弱,完成任务返回时又受寒风吹袭,途中就得了伤寒。

但他不顾身体不适,回到教育局,又主持召开了一个各族各界代表人士座谈会,这就更使他精疲力尽。恰巧,就在这天,他的妻子刘晓雯带着他未满两岁的独子祁鲁梁,经过千辛万苦从重庆来到了哈密。祁天民因公务在身,只好拜托朋友替他去车站迎接亲人。晚上,祁天民回到家中,忘记了一天的疲劳,他兴奋地抱着爱子,与久别的妻子倾诉离别的情思。

不料,夜里他竟发起高烧,体温达40度。虽立即被送往医院,但医疗水平有限。祁天民于1939年12月22日,妻子到哈密和他团聚的第七天,不幸逝世,年仅29岁。为了中华民族的抗日大业,为了党的统一战线,为了新疆的教育事业,他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

千里团聚竟成永别

在周恩来的关怀下,在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和兰州八路军办事处的帮助下,刘晓雯抱着年幼的儿子,乘坐苏联运送军用物资的卡车,经过九天九夜的艰难跋涉,才算到了祁天民工作地新疆哈密。

刘晓雯后来回忆道:“新疆来信了,是天民的亲笔信,一家人很高兴,信上只说新疆好,能工作,有前途,要我去。简短的语言不知他的来龙去脉,我又不能通信去问。只凭我对天民的信任和曾经看过的杜重远著的《盛世才与新新疆》一书,还不能使我最后下决心去新疆的。可又一想天民能去的地方,我为什么不能去?他所追求的前途,不就是我的前途吗?一个人只要有奋斗目标,就应该去追求!什么困难都能战胜,千辛万苦也不怕。”“我到了兰州,可是入不了新疆。因为盛世才搞独立王国,未经批准是不能进入新疆的。在八路军兰州办事处帮助下,拿着我给盛世才写的信的批件,终于可以畅通无阻地入疆了。”

“可是,天民那时公务在身,不能脱身,派来的是军用吉普和陌生人,拿着他的亲笔条子,接我和儿子。”“夜很深了,祁天民才来到教育局事前安排好的临时小家。他兴致勃勃地亲吻着这未见过面的熟睡的爱子,与我畅谈着离情,并计划今后的生活、工作。还未合眼天就亮了。可是万万没有想到,这个夜晚的重逢竟成永别!”“他高烧40度,立即送往苏军在哈密的一所医院,经治无效,这位充满活力的青年就这样默默的离开了人间!”

缅怀亲人,送别烈士

祁天民逝世的消息一经传出,各族群众无限悲痛。哈密群众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参加的有各机关、学校、团体、工商界的各族民众近千人。维吾尔族老人按照本民族的习惯,清晨在教育局的房顶上击鼓,用这种传统的哀悼风俗表示对逝去亲人的特别爱戴与尊敬。

祁天民的遗体和遗像前摆满了花圈和挽联,正中间的一幅挽联,上联是“日寇未诛身先死”,下联为“事业继承有后人”,横联是“精神不死”四个大字。追悼会后,从哈密繁华街区到天山脚下,是长长的送葬人流。按祁天民生前心愿,祁天民被葬在哈密西坝河原汉族文化促进会的龙王庙墓地,面对天山。当地人民精心地为他修了坚固穿堂墓,用最好的木材制作棺材,把他的遗物放入棺中。遗物有:水晶眼镜、书籍、私章等。墓碑上镌刻着“天山永孝,正气长存”八个大字。

妻子刘晓雯写了《对天山之民的怀念——记一位为新疆革命事业献身的年青科学家》一文深切缅怀他。祁天民烈士“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情怀也深深地影响到了他的后人们,激励他们在不同的岗位上默默奉献。其子祁鲁梁毕业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近代力学系,高级工程师,曾供职于石油工业部石油化工科学研究院。儿媳石亚华是知名炼油技术专家,教授级高级工程师,曾任中国石化集团公司石油化工科学研究院研究室主任、院副总工程师。

四、纪念英烈

1946年8月6日,党中央在延安中共中央党校,召开了追悼大会,追认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乔国祯、吴茂林、祁天民、陈振亚、汪德祥、彭仁发9位同志为“新疆死难九烈士”。

(1946年8月7日《解放日报》第一版整版发表悼念文章)(点击放大)

(1946年8月7日《解放日报》第一版)(点击放大)

(烈士证)(点击放大)

同时,祁天民的战友李涛以“怒涛”为笔名发表悼念诗文《向祁延霈同志致祭》。新中国成立后,国家民政部于1982年6月向祁天民的儿子祁鲁梁颁发了编号为新烈字0015号的革命烈士证书,表示共和国对革命烈士的褒奖。

(乌鲁木齐烈士陵园祁天民烈士之墓)

纪念活动

1983年9月27日经中央批准,新疆乌鲁木齐隆重举行陈潭秋等烈士牺牲四十周年纪念大会。

9月27日上午,应邀来宾及自治区领导同志和各族各界代表近千人,前往乌鲁木齐烈士陵园祭扫革命烈士陵墓。时任乌鲁木齐市市长的司马义·买合苏提主持了祭扫仪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主席、自治区党委副书记铁木尔·达瓦买提同志致了祭词。祭扫活动结束后,来宾们参观了革命烈士事迹陈列馆。祁天民烈士之子祁鲁梁、儿媳石亚华由祁天民烈士的战友、时任新疆大学校长、教育家张东月亲自引导参观了新疆大学,这里是祁天民烈士曾经工作过地方。

1983年纪念活动中祁鲁梁等人合影

祁天民烈士之子祁鲁梁、儿媳石亚华还专程赴父亲战斗和牺牲地--哈密。寻访父亲工作的足迹,缅怀父亲。他们受到地委书记韩鹏图、副书记延国钧、专员阿尤甫·库尔班等领导和各界的热情接待。

祁鲁梁与哈密地委书记韩鹏图等人合影地委书记韩鹏图(前右4)、副书记延国钧(前右3)、祁鲁梁(前右5)

2003年9月26日,乌鲁木齐市隆重举行纪念陈潭秋等烈士牺牲六十周年座谈会。中共中央委员、自治区党委书记王乐泉作了书面发言。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司马义·铁力瓦尔地、自治区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胡家燕、自治区老领导、烈士亲属代表、烈士生前战友、专家学者、解放军代表、学生代表等参加座谈会。

前排中间为祁鲁梁

2013年9月祁鲁梁的大女儿祁晶代表全家参加陈潭秋等烈士牺牲70周年活动,在乌鲁木齐烈士陵园祭奠先烈。

有关祁天民烈士的书籍

祁天民的生平事迹被载入《中共党史少数民族人物传》(第二卷)、《清华大学志》(下)、《中共党史人物传》(第十四卷)、《旗展复兴路》、《南渡北归》等书。

祁天民为了完成党的任务,为了新疆各族人民的利益,为了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真正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祁天民的烈士事迹展馆为深度挖掘新疆大学校史红色资源提供载体,我们在此之中深刻感受到革命先辈迎难而上、英勇无畏、无私奉献的革命精神;我们也可借此深入开展党史学习教育,讲好红色故事,让红色基因薪火相传,赓续红色血脉,发扬祁天民等烈士的伟大革命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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