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重远

个人简介 英雄事迹

杜重远个人简介

杜重远(1898—1944),革命烈士,吉林省公主岭市人。原名杜乾学,出生于1898年。1911年考入沈阳省立两级师范附属中学。毕业时正值袁世凯称帝复辟,参加学生爱国运动,取任重道远之意,改名重远。早年留学日本,1923年回国后在沈阳开设肇新窑业公司,曾任辽宁商务总会会长。“九一八”事变后积极投入抗日救亡运动,曾以记者身份在湘、鄂、川、赣、沪等地活动,鼓动民众抗日救国。曾参与筹办《生活日报》。1939年任新疆学院院长(现新疆大学),后创办宣传新思想的刊物《光芒》。1944年遭军阀盛世才杀害。

杜重远英雄事迹

一、少年壮志

杜重远虽出生于贫苦的农民家庭,但自幼聪颖的他,在亲朋的资助下,13岁时读完私塾。后于1911年瞒着家人执意来到奉天(今沈阳),并考取了奉天省立两级师范学校附属中学。由于杜重远聪慧进取,学业成绩优异,在校念书时就享官费待遇,直至毕业。

1915年,日本帝国主义向袁世凯提出变中国为其殖民地的“二十一条”要求时,杜重远曾不顾奉系军阀的阻挠和反对,参加了校内举行的抗日集会,进行张贴抗日壁报和演讲等活动,初步树立了其爱国主义思想。1918年,杜重远从学校毕业后,抱着“提倡实业以救中国的愿望”考取官费留日,负笈东瀛,入东京仙台高等工业学校窑业科,专攻陶瓷制造。他在日留学期间,针对日本帝国主义加紧对中国东北的侵略行径,常奔走于中国留日学生之中,呼吁“读书不忘救国”,发动学生抗议示威。

创办实业,肇新一帜

1923年春,杜重远参加“收复旅顺、大连宣传队”回国进行宣传,号召人民起来同日本侵略者作斗争。并组织了京津二地的学生及社会各界的示威游行。同年冬,杜重远从日本毕业归国后,为实现初衷,放弃了一切充当政府官吏的机会,回到沈阳即积极筹募举办实业的资金,创办了小砖窑厂,以实现救国的夙愿。经过三年的奋斗,杜重远创办的肇新窑业公司成为奉天省第一个新式砖窑。

1924年春,又增加一些新股,扩大了砖瓦的生产,打破了日本人对奉天建筑所用砖瓦的垄断。为了增强与日商的竞争能力,他继续借款、筹款,扩大企业。在此基础上,从外国购置新式机器,聘请技师和技术工人,又建立起东北第一座机器制陶厂——肇新窑业公司。

由于肇新瓷器迅速占领东北市场,致使日资大连大华瓷厂销量锐减。为此,日本人以肇新窑业公司挖其墙角为由,起诉到经济法庭。然而,在庭审中,杜重远却严词答辩:“中国工人愿意到中国人开办的工厂工作,乃是上关主权、下关人权之所为,无可非议之举。”在奉天民族工商业者的声援下,日方终以败诉告终,被迫转产耐火砖。至此,东北日用瓷器生产惟“肇新一帜”。

革命爱情,忠贞不渝

杜重远的妻子侯御之(1912—1998),我国著名的法学家,爱国民主人士,我国历史上第一位女法学博士,著有《刑法学》《杜重远文集》。1932年秋,远在日本的侯御之,听到日寇已发动“九一八”事变,毅然放弃了日本许多名校的聘用机会,匆匆赶回北平,任教于燕京大学。

侯御之在日本与杜重远结识。在侯御之的回忆录中,她提到,“汉卿(张学良)先生送来了贺礼——一个心形金盾,当中镶刻一个爱字。他语重心长地祝贺说:‘我送的这颗爱心,象征着你们永结同心,也代表着我们万众一心,复我河山……’1933年初,日寇进犯喜峰口,热河危在旦夕。我与重远推迟了原订于该年2月2日的婚期,重远带领青年记者随同汉卿、子文先生奔赴热河。”

1933年3月25日,从热河回沪的杜重远在当时霞飞路(今淮海中路)的寓所与侯御之举行了盛大的婚礼。二人婚后生活幸福,共育子女三人。杜重远与侯御之的两个女儿杜毅、杜颖继承父母遗志,在长期身患重病的情况下,为加强海峡两岸经济贸易往来,奔走呼吁,引进外资,牵线搭桥,为促进祖国和平统一积极作贡献。

在我国政府的支持下与台湾的亲友合资在香港开设了“远源有限公司”,开展对外贸易,与各国家和地区进行贸易往来,为祖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贡献力量。

杜氏姐妹拜访路易·艾黎

二、投身革命,舍业救国

杜重远的抗日爱国活动,使日本帝国主义对他恨之入骨,日驻奉天的总领事冈村宁次企图以高官相诱杜重远,遭到杜重远的严辞拒绝。他说:“君以官吏为可贵乎?不知人生最低要求即为生命。今敝国受制于贵国,形同猪狗。我这生命,早已置之度外,又要官做什么?”1929年,他同阎宝航发起组织辽宁省外交协会(附设于总商会内),经常邀集各界人士研究国内外形势,响应关内外各地的爱国运动,督促南京政府实行革命外交,支援东北地区的反日运动。

同年,总商会改组,杜重远被选为工会会长,兼任张学良司令长官的公署秘书。1930年,杜重远参加上海全国国货展览会开幕仪式,倡言发展国货,抵制日货。期间,并同军政界、工商界、文教界的头面人物进行广泛联系,从此,逐渐成为大家所熟知和有影响力的爱国人士。

1931年9月18日日本驻中国东北地区的关东军突然袭击沈阳,发动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日本关东军视杜重远为反日首领,到处缉拿他。杜重远为躲避关东军的追捕,不得不忍痛舍弃苦心经营八年的实业,乔装入关,逃到北平,参加阎宝航、高崇民等组织的“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

此后,杜重远被推选为常务委员兼政治部副部长,经常奔走于各地,进行抗日救亡的宣传工作。

1931年11月,杜重远先后参与组织和支持黑龙江省主席马占山在嫩江桥率部抗击日军多门师团、十九路军上海抗战和热河抗战活动。他在上海和其他爱国人士一道,发动群众给马占山部募捐,从物质上与精神上给予极大的援助与鼓励。从1931年冬至1932年春,杜重远以记者的身份,在长江流域的湘、鄂、川、赣、沪、宁等省市进行抗日救亡宣传工作,进行了60余次讲演,以激昂慷慨的言辞激励各界同胞抵御外侮。每到一地,他都把见闻写成通讯寄给邹韬奋,发表在《生活周刊》上。他曾诚挚地向《生活周刊》主编邹韬奋表示:“望兄紧握着你的秃笔,弟愿喊破了我的喉咙,来向这个冥顽不灵的社会猛攻!”为了及时反映对重大时事问题的意见,他积极支持邹韬奋创办了一份日报。1932年春,以邹韬奋为主,杜重远、李公朴、胡愈之等共同发起筹备《生活日报》,由于国民党政府设置的重重障碍,未能如愿。邹韬奋愤然出国。杜重远挺身而出,创办《新生》周刊,自任总编辑和发行人。在发刊词上,他明确宣布:站在反帝的立场,为求民族生存而斗争。

1935年5月4日,《新生周刊》刊载了一篇题为《闲话皇帝》的文章。日本驻沪总领事以“侮辱天皇,妨害邦交”为口实,向国民党政府提出严重抗议,无理要求封闭《新生周刊》社,惩办编者和作者。国民党当局仰承日本帝国主义的鼻息,判处杜重远一年零两个月徒刑,公开宣布抗日非法,救国有罪。杜重远在法庭上愤激喊出了“我不相信这是中国的法律!”遂在6月30日给《新生周刊》最后一期写的《告别读者诸君》一文中号召民众“鼓起斗争勇气,担当历史的使命”。他还满怀信心地指出:“最后胜利不是属于帝国主义者,到底是属于被压迫人民啊!”

身陷囹圄,力促“张、杨”

杜重远被监禁在漕河泾监狱,虽身陷囹圄,仍关心抗日民主运动的发展。国民党当局慑于舆论的压力,不得不为杜重远单独开辟一处特别牢房。

杜重远被关押在监狱后,各界爱国人士,特别是东北军的官兵络绎不绝地到监狱探望。杜重远趁此把囚室当成进行抗日救国的活动据点。他利用东北抗日救亡团体派人来探监的机会,与高崇民等共同分析研究了当时国内政治形势,一致反对蒋介石的“先安内后攘外”的反动政策,拥护中国共产党的“八一宣言”,并联名致函张学良,劝其停止内战,实行国共合作,一致对外。

为加强东北军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杜重远把经常与自己联系的中共地下党员宋介农(即孙达生)以及左派民主人士胡愈之、邹韬奋等介绍给高崇民。并于10月下旬,托高崇民带着他的亲笔信去西安,通过杜斌承,先访杨虎城,后访张学良,促进了张、杨的联合。

1936年春,杜重远因病转到上海虹桥疗养院就医。在此期间,他通过高崇民联络张学良,并利用张学良去南京开会结束后的时机秘密会见,讨论联共抗日问题。两人对和共产党合作抗日,取得完全一致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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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年8月,杨虎城因牙病就医于虹桥疗养院,并经常和杜重远在一起商讨抗日救国问题。杨虎城和杜重远的这一段相处,进一步促进了张学良和杨虎城的团结和合作。9月8日,杜重远出狱后,不顾身患疾病,于10月初亲赴西安与张学良共商大计,对促进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发动“西安事变”,逼蒋抗日起了一定的作用。“西安事变”发生后,杜重远拥护中国共产党关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并热心地在东北军中进行宣传、解释,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

三、三渡天山,奉献边疆

1937年“七七事变”,抗日战争爆发。10月,杜重远被指定为东北救亡总会主席团成员,并活动于上海、武汉及西北各地,积极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主统一战线政策,为国共两党重新合作形成全国一致抗日的局面而高兴。

为了坚持持久抗战,时任监察院监察委员、国民党参政会参政员的杜重远,于1937年9月底受国民党政府铁道部的委托,赴新疆商洽沟通西北交通问题。当时,新疆处在盛世才的统治之下,盛在取得新疆政权之初,为巩固其统治地位,一度采取联苏、联共政策,对内地去新疆的工作人士持欢迎态度。杜重远与盛世才系同乡同学关系,刚到新疆颇受款待。数日后,杜重远从新疆返回内地,把沿途见闻写成《盛世才与新疆》一书,对新疆的形势“作了扼要饶有趣味的论述”,引起广大读者的兴趣。

同时,由于他对盛世才的军阀本质认识不清,在书中作了一些言过其实的夸大宣传。于是,盛世才再次邀他去新疆工作。从1937年至1938年,杜重远曾三次去新疆,并在第三次返回内地后,又撰写了一本《三渡天山》。

奉献边疆,教育救国

1939年1月2日,杜重远应盛世才的再次邀请,抱着“为祖国奠立最后抗战基地”的愿望,去新疆工作。此时,斯大林要援助中国抗战,要建立一条从新疆、甘肃到陕西的运输线。杜重远四处奔波,就是为了沟通这件事情。杜重远和萨空了直接和国民党当局接触,蒋介石也有从莫斯科得到援助的要求,于是就派飞机把杜重远和萨空了还有几个欧亚航空公司预备在迪化设站的人送到迪化。

杜重远工作过的新疆学院(今新疆大学前身)红楼旧址

当时新疆精神食粮的缺乏,成为不可否认的事实。他到新疆后就主动向盛世才提出愿担任新疆学院院长,为发展新疆教育文化事业、建设国防基地,培养建设人才而贡献自己的力量。

杜重远认为要办好新疆学院,培养出人才,就要有高明的老师,名师出高徒。于是他专程去关内聘请了驰名中外的无产阶级文学家沈雁冰(茅盾),请来了翻译家张仲实等一大批德高望重、饱学多识的老师。1939年3月12日,新疆学院院长杜重远亲自率领全体师生到5里路以外迎接茅盾、张仲实等。盛世才也带着卫队驱车到郊外迎接。

茅盾与张仲实到迪化的第一周,就先后上了课。茅盾讲第一课时,其他系不少教师、学生都来听,教室里挤得满满的。茅盾和张仲实分别担任中文系和政经系主任,茅盾主要讲授文学、教育学、心理学等课程,张仲实教哲学、经济学、社会发展史等课程。学生们对新开各门功课兴趣非常浓厚。张仲实是经济学家,在讲授社会发展史时,翻译了恩格斯的著名论著《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在讲授哲学课程时,翻译了苏联著名哲学家罗森达尔的《辩证认识论》等;他的教学内容里流灌着马列主义基本理论和思想观点。

1939年2月茅盾(前排左一)与张仲实(前排右一)结伴去新疆途径兰州与进步文化人士合影

杜重远接办新疆学院以后,一心一意想把它办成一个科系齐全、有较高水平的教学人员、有完善的教学设备,又关注革命理论和革命思想的全国第一流的正规大学。他将所有的时间和精力倾注于提高教学质量和培养学生上,在他的带领下,学校学术研究氛围浓厚,对新疆培养人才,进行文化建设有很大的促进作用。为了用文化作品宣传革命思想和爱国主义,他不仅请来了一大批德高望重、饱学多识的老师,而且买来了大批的精神食粮——教科书和各种书籍,买来了有关政治、经济、哲学、史学、文学、自然科学方面的好书三大卡车,“文化列车”和“文化名人”掀起了全疆人民文化学习的高潮,新疆各族群众深受进步思想的影响,这对新疆文化教育的发展和爱国主义人才的培养功不可没。

杜重远在担任新疆学院院长期间,亲自给政治经济系的学生讲授“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课程。他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国的强盗行径深恶痛绝;对国民党反动派政府消极抗战、积极反共、内战内行、外战外行的卖国主义行径愤慨万分;对于全国人民,特别是沦陷区人民水深火热的亡国奴般的痛苦处境极其同情。他的这种爱国主义思想贯穿在整个课程内容之中,他的忧国忧民的感情溢于言表。

杜重远认为青年是祖国的希望,把抗日救国的希望寄托在青年一代的奋进上,始终将爱国主义教育贯穿于办学教育理念中并身体力行,使已经点燃在同学们心中的心灵之火愈发旺盛。在平日生活中,杜重远常常出现在学生中间,和大家打成一片,向学生们讲述我国陶瓷发展的历史,谈到当年他在东北经营陶瓷,为提倡国货,抵制日本在东北倾销瓷器,甚至不惜赔本,也要和日商一争高低,要做一个有骨气的中国人。他沉痛而坚定地说:“日寇入侵,国破家亡,堂堂男儿,岂能容忍。”同学们都被他这种深切的爱国之情、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所感染。

(任命为新疆学院院长的任命状)(点击放大)

在一次由新疆民众反帝联合会宣传部学科联和新疆学生联合会组织的演讲会上,杜重远先生认为,青年代表着人类的方向,青年肩负着人类建设未来的重任,现在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大家要加倍努力,把新疆建设成为坚强的抗日后方,支援前方抗战。建设新新疆,争取抗战最后胜利的历史使命落在青年肩上,他们要为完成这个历史使命而努力奋斗。

四、爱国先驱,英勇牺牲

杜重远光明正大的活动竟遭到盛世才的猜疑。盛世才在杜重远的住宅周围布置特务岗哨,严密监视杜重远的行动。杜重远被迫于1940年冬辞去了新疆学院院长职务,在家养病。

1941年,德苏战争爆发。盛世才慑于德、意、日法西斯势力的表面强大,迅速向右转投靠蒋介石,进行反苏、反共,残酷迫害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实行暴虐的法西斯独裁统治。杜重远过于看重同学同乡的旧日情谊,多次直言相劝。为此,盛世才对杜重远更是忌恨在心。

1941年冬,盛世才炮制了一起所谓“汪精卫系统的阴谋暴动案”,给杜重远加上“系受汪精卫、周佛海、陈公博等主要使命,企图破坏后方工作”的罪名,将杜重远关进监狱。当时,由杜重远介绍到新疆工作的爱国民主人士,也多被罗织罪名入狱,全案牵连数千人。

盛世才为了置杜重远于死地,又自相矛盾地给杜重远扣以“苏联间谍”、“共产党”等罪名。杜重远在狱中受尽折磨,于1943年10月(中秋节后),被毒死在特别监狱里。

彪炳史册

杜重远殉难的消息,1945年才传入内地。7月24日,在重庆的各民主党派爱国人士为杜重远举行纪念会。《新华日报》发表社论,誉称杜重远为“最热忱的爱国主义者和最坚决的民主战士。”

习仲勋这样评价他:“杜重远不是共产党员,但是他一身正气,刚直不阿,为国家的独立、民族的解放追求真理,在中国共产党最困难的时候认识共产党,并毅然接受共产党的领导,为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作出了重要贡献。为了抗日的需要,他甘愿远赴边陲,从事艰苦的、默默无闻的教育工作,最后壮烈牺牲在这块土地上。杜重远的一生是短暂的,也是辉煌的。他是我们民族的骄傲。他用自己的生命谱写了一曲我们时代的凯歌。他英勇奋斗的顽强精神,无私无畏的高尚品质,为中国的知识分子树立了一个光辉的榜样,永远值得我们纪念和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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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牛津大学教授拉纳·米特撰在2010年1月8日世界名校哈佛、牛津、剑桥、斯坦福大学联合召开的国际研讨会《杜重远和他的世界》上总结发言说:“杜重远英年早逝,但他的爱国热忱和高超的能力,使他在政治、新闻、出版、外交、教育、文学、实业、金融、瓷业改良等众多领域,作出了杰出贡献。杜重远犹如一条红线,串起了国、共两党及民主党派的许多最高层人士和活动。可以说,研究透彻杜重远的一生,也就基本研究透彻了整个中国的抗战史。中外史学家一致认为:他是那个时代中国最彻底无私的、爱国先烈的代表人物。他的英名和事迹,将永远不会被历史湮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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